悠久的歷史，重要的政治地位，發達的交通，促進了楚州經濟的繁榮�！吨袊�城市建設史》指出，南北朝以后，中國的經濟中心已經轉移到江淮流域。隋代開挖的大運河，促進了國內商業的流通，成為封建帝國的經濟命脈。沿運河的一些城市都有了發展，如“淮安（楚州）、揚州、蘇州、杭州”４座城市，當時就號稱“四大都市”。

漕運事業在楚州經濟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。

隋唐以后，封建王朝的財政收入特別是糧食，主要來自江南。而江南的錢糧，都要經過楚州，循運河北上，直送京都。為了搞好淮安的轉運銜接工作，隋代在淮安設立漕運專署，唐宋兩代都設江淮轉運使，元代改設總管府。到明清兩代，淮安專門設立漕運總督衙門，以中央部級大臣來淮督辦漕事。宋代的范仲淹，明代的李三才、史可法，清代的鐵保，施世綸，琦善、穆彰阿，恩銘等，都曾在淮安負責過漕運事務。明清兩代，“凡湖廣、江西、浙江，江南之糧艘，銜尾而至山陽，經漕督盤查，依次出運河。雖山東，河南糧艘不經此地，亦皆遙稟戒約。故漕政通乎七省，而山陽實咽喉要地也。據文獻記載，從江南運往北京的糧米，每年都要達到幾百萬石以上。清代順治初年，每年可達３６７萬石，“居天下強半”。為了便于貯存、轉運糧食，明代永樂年間在山陽縣清江浦設立常盈倉。它的儲糧經常保持在３０萬石左右，是全國囤積漕糧的四大名倉之一。此外，淮安城內還設有常平倉二處，預備糧庫三處、莊倉�熂疵耖g糧庫　五處。那時，漕督居城，倉司屯衛，星羅棋布。

現在我區尚有漕運總督署遺址，位于鎮淮樓北面，地面高于街面數丈，１９８８年，淮安市政府于遺址上修建門廳九間，上書“漕運總督部院”匾額，漕運總督府和鎮淮樓，淮安府衙大堂，南北緊鄰，在同一條中軸線上，尤以漕運總督府巍偉壯觀。據記載，總督府原在南察院，即今楚州賓館內，明萬歷年初，移至今遺址處。據《淮安府志》記載，當時漕運總督府建筑規模宏偉，有房２１３間，后在４０年代被侵華日軍飛機炸為廢墟。屋基礎石仍存在地下。解放后，門前還保存了一對全國罕見的大石獅子，據說在元朝，朝廷曾從波斯運進兩對藝術價值很高的石獅，一對送進京都，一對就留在這里，可惜這對石獅在文革中被砸毀。

漕運業的興起，為楚州經濟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，也為楚州成為繁榮的經濟都市，奠定了物質基礎。 漕督機關是中央一級大衙門，有一大批理漕官吏，衛漕士兵居住在淮安，這就增加了人們對商品的需求量。同時，各地漕船到楚州停泊，等待盤查，許多隨船的貨物在此上下裝卸，也促進了楚州與各地的物資交流。各方人士、船工舵手、大小官吏匯集于此地，購貨買物，飲宴歇息，推動了楚州商業的繁榮。據《山陽志遺》記載，城西南萬柳池畔的清溪館，是一個送別赴漕親人的飯菜館。當年，老城南門之西有一水門，南方來的漕船均停泊于南角樓，旗丁糧長則從水門入城辦理手續。那時，漕船不怕過長江，而怕過高寶湖，所以督糧官員的親屬往往把親人送過了高寶湖，到達楚州，才算平安登程。于是，他們在清溪館設宴祝賀，歡送漕船北上。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漕運事業對楚州經濟特別是商業的影響。 　

在１０００多年的漕運歷史上，“南糧北運，北鹽南運”，都經過楚州。楚州成為漕運物資的集散地，客觀上形成了楚州在漕運史上的特殊地位，楚州的經濟也隨之繁榮起來。 

各地漕船到楚州停泊，等待盤查，許多隨船的貨物在此上下裝卸，促進了楚州與各地的物資交流。各方人士、船工舵手、大小官吏匯集于此地，購貨買物，飲宴歇息，推動了商業的繁榮。外地商船“牽挽往來，百貨山列”，“市不以夜息，人不以業名，富庶相沿”，是當時情景的真實寫照。市場上鹽業、布匹、綢緞、南北雜貨應有盡有。經營者大都是安徽和山西的商人。外地商人為了解決內部糾紛，統一力量參加商業競爭，從明代開始便組織了同鄉會，建立會館，以便商討事宜。到清代，楚州有九大會館：山西商人的定陽會館，主要放債收取印子錢；浙江商人的浙紹會館，主要經營綢布業；鎮江商人的潤州會館，主要經營中草藥；此外還有福建會館、江寧會館、四民會館、新安會館和江西會館等。到清宣統元年（１９０９年），楚州城區有各類商行７２３戶，商業經營專業性很強，如糧食、食油、醬油、藥、紙、筆、鞋、帽等都有專業店鋪，而且規模很大。至民國初年，楚州城區的７０多個行業、１０００多家商號。不久，一批“洋貨”相繼進入楚州市場，如美國、英國、荷蘭的香煙、火柴、蠟燭、肥皂等，于是又形成了“洋煙”、“洋油”、“洋燭”、“洋火”、“洋皂”的“五洋”館。至民國９年，楚州已有商號１５６９家。

明清時期，楚州成為全國的鹽業中心。當時楚州境內有１０處鹽場，楚州城北（即今淮城鎮河北村）為綱鹽的囤聚之所，海州、鹽城等地所產之鹽，要運到這里批驗，然后才能運到全國各地�；贷}質量最好，產量也居全國之首，每年要運出幾百萬擔，“天下鹽利淮為大”。朝廷在河下鎮特設兩淮鹽運司的官衙，負責征收鹽稅， 楚州的鹽商大都是揚州、安徽等地的大戶。最大的一戶是安徽的程本殿，擁有多處鹽池，每池年產鹽２萬擔。他從楚州運出去的鹽究竟有多少無法考證，僅他利用運鹽的回頭船從江浙、安徽等地運回的石板，就整整鋪設了河下鎮９街２巷的路面，還架了２座石橋，至今尚存較為完整的石板就有１萬多塊。而鹽商們就在淮城附近設下囤鹽所，收購綱鹽，轉運出去。本地的老百姓也有許多人以賣鹽為生。這里曾流行這樣一首竹枝詞：“一畦寒菜霜如肅，喚賣街頭老少鹽�！�

從明代開始，楚州還是收取關稅的重要地方�；窗踩蛾P（即收稅機關）是從明朝初年開始設立的，當時只收商業稅，不收船只運輸稅。明初，朝廷在山陽一縣就設了３個稅關：一是戶部鈔關，在板閘；一是戶部儲糧；一是工部抽分。一縣三關，這在全國是僅有的。鈔關收商稅，凡是本地所產的一切商品，以及外地運來出售的貨物，都要交納商稅。儲糧專門收取從事糧食買賣的商稅，規定凡是販糧的客商和糧行的牙人都要交儲糧稅。抽分是只收取買賣造船材料的稅，如竹、木、鐵釘、麻、油等，后來發展為收取民間造船稅。到康熙九年（１６７０年），朝廷將三關并為一關，即淮安鈔關，負責監督收稅的督署衙門設在板閘。板閘鈔關由中央二品大員負責，下設三關及十八個口子。這些機關上上下下有幾百人，每年收稅多達幾十萬兩白銀，成為朝廷的重要財政收入。當時有一首民歌這樣唱道：“忽聽檣鳥聲不斷，前頭可是豆船來？”因為北方來的船大都販運黃豆、豆油、豆餅到南方去，需要交稅。

漕運的發展，孕育了楚州最早的產業工人，刺激了楚州手工業的發展：

造船業發展起來。據乾隆年間的《山陽縣志》記載，從河下到窯溝一帶，靠搬運過日子的人家“不下數千戶，東西相距幾十里”。明清時，官府在板閘以西、清江浦以南方圓５公里的地區辦起許多造船廠，江南諸省都有自己的造船廠設在這里。每年造船５００多只，要耗費白銀５萬兩，造船的工匠有６０００余人。后來，民間的造船業也發展起來。造船所需的物料，來自全國各地，而許多零配件則由本地工匠制造。附近的河下鎮至今尚保留著打銅巷、繩巷、竹巷等街道，這此街道皆與造船業有關。

釀酒業發達，淮曲宮中有名�！侗静菥V目》中記載楚州有綠豆酒，《酒小史》記載淮安有苦蒿酒。此外府志、縣方志還有金盤露、珍珠酒、臘黃酒、細酒、狀元紅、五香藥酒、桂花酒、時酒、白酒、黃酒、燒酒等諸多品種的記載。明人王世貞將淮曲列為全國十大名酒之一。正德六年（１５１２年），總督漕運御史陶琰在奏折中指出，楚州每年造酒要消耗幾十萬石糧食，請求禁止�；实鄄粶首�，因為淮曲“自來有名”。

楚州的造鼓業相當出色，“鞔法獨精”。明清時期，楚州造鼓工藝技冠全國。明代永樂年間，朝廷鼓壞，需要更換，禮部行文到楚州，要楚州造朝鼓送京。時任禮部郎中的況鐘稱贊說：“緊繃密釘，晴雨同聲�！�

楚州的紡織業較為發達。所產的貲布、苧布、孔雀布早在唐宋時期就被選為貢品。到了清代，所產闊布，質堅紋細，與通州布匹相媲美，而淮紅布則是本地名產。

楚州出產的銅器工藝最精。鎏金的爐、壺、瓶及神佛，還有銅鏡、桶箍、手爐、腳爐等，很受外地客商歡迎。

楚州的編織業歷史悠久，編蘆作屋更是技絕蓋世�！端问贰酚涊d梁紅玉隨韓世忠在淮安抗金，“親織薄為屋”。直到清朝末年，這里的群眾仍有很多人以編蘆為業。據《茶余客話》記載：“淮民編蘆作屋，貧家皆然，亦有精粗之別。園中偶置一區，儼入畫圖。許太守同安守淮愛之，即歸去，仿為之，名曰淮屋�！丙}業發達之后，運鹽多用蒲包，所以楚州的蒲包銷路極廣。 　

為適應工商業的發展，明代萬歷初年，楚州府還在城內勺湖的老君殿設立鑄錢局，“建局房六十間，設錢爐六十座”，“用淮安府庫銀八萬兩，收買銅斤”，鑄錢造幣。至萬歷五年又增一局，“添爐六十座”。后來，私人開辦了一些錢莊，主要是吃小放大，以此盤剝商人。明清時楚州錢莊很多，僅河下一鎮就有２０多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