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徽宗名趙佶,自幼養尊處優。古典名著《水滸》對這位風流倜儻的“端王”曾有過一段精彩的描述。其實從歷史的觀點來看,宋徽宗作為一位風流才子,精書法,善詩詞,比起眾多宮廷王子來說,還是有所作為、有所成就的?上У氖,他局限于自己所處的環境,不能夠親身體會民間的疾苦,致使他以不才之身坐到了他不該坐的位置。靖康二年(1127)終為金人俘去,北宋滅亡。
凡事有因必有果。宋徽宗的命運,也可以說是歷史的“造化”,也合于“自然之道”。本文無意刻薄地批評宋徽宗,只是想實事求是還其本來面貌。就從他對《道德經》的《御解》說起吧。
其一,如果以“學者”的觀點來看待宋徽宗,他對《道德經》的《御解》仍不失精妙之處,說明他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。如他在道經開篇即云:
?道者,人之所共由。德者,心之所自得。道者,亙萬世而無弊。德者,充一性之長存。(《御解?卷一?道經上》)
在《御解?卷三?德經上》云: 道無方體,德有成虧,合于道則無德之可名,別于德則有名之可辨。 這兩段提綱挈領式的注釋,文句精彩,見解精微。
再則對《道德經》第一章中“常無欲以觀其妙,常有欲以觀其徼”的解讀,他說: “常無在理,其上不徼,天下之至精也,故觀其妙。常有在事,其下不昧,天下之至變也,故觀其徼。有無二境,徼妙寓焉?”可謂見解獨到,精辟入微。
其二,作為一代帝王,宋徽宗忘卻的恰恰是帝王之道。通觀《御解》全文,幾乎看不到一句完整的關于政治、時勢、吏治、民生的闡釋內容。即便有之,也是“就字論字”,泛泛而談,不著真章。如在《不尚賢章第三》有一段: ……圣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,一視而同仁,篤近而舉遠,因其固然,付之自爾,何容心焉? 《御解?天地章第五》云: 束芻為狗,祭祀所用,適則用之,過則棄之。彼萬物之自生,百姓之自治,曾何容心焉? 這兩句話若出自別人之口,原無對錯,而出于宋徽宗便是一種“錯位”。所謂“昏君”也者,豈不正合?
其三,言行不一,失信于民,終使其成為亡國之君。如其在《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》中說:“人見可欲,則不知足,不知足則欲得,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!沼蔑嬍扯,何爭亂之有?” 前章《太上章第十七》有云: 澤加于民,法傳于世,天下愛之若父母,故親之。
翻閱史冊,我們所看到的宋徽宗,則完全沒有“愛民”、“知足”之心。他在位期間,搜刮民脂民膏,設“花石綱”,建“艮岳”(名園),真乃奢侈無度,以致烽煙四起,國已不國。
其四,作為一名虔誠的道教徒,宋徽宗其實沒有“悟道”。宋徽宗政和三年(1113)詔求道經于天下,次年置道階道官二十六等,他自己請法師冊封他為“教主道君皇帝”?梢娝媸且粋虔誠的道教徒。然而他所沉緬于道教的并非治國方略,濟世利民。畢生的追求就是長生久視,成仙了道。在《御解?治人事天章第二十九》中,他說: 根深則柢固,性復則形全,與天地為常,故能長生,與日月參光,故能久視。 道教追求長生,仍須修煉,而宋徽宗則泛泛而談,不尚修煉,所以他其實并沒有“悟道”。最終,他客死異鄉,卻留下了一首哀婉絕唱《宴山亭》,其中有“憑寄離恨重重,這雙燕何曾,會人言語?天遙地遠,萬水千山,知他故宮何處?”后人稱這首詞為“血書”。(節選《兩代帝王與一部道德經》)